纪录片《百年巨匠》34 巴金

《百年巨匠·文学篇》第一季共拍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 老舍、曹禺6位巨匠。
《百年巨匠·文学篇》研讨会暨开机仪式于2014年12月14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新华网、人民网、中国艺术报等报道了开机仪式。

巴金（1904—2005），四川成都人，原名李尧棠，字芾甘。1920年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1927年赴法国，1928年冬回国。1934年在北京任《文学季刊》编委。同年秋东渡日本。次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抗日战争期间担任历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文联常委。后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代表作有“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随想录》《寒夜》等。1956年1月5日，52岁的巴金从北京启程前往柏林，参加第四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家大会。9日抵达柏林，直到16日闭幕后回国的七天时间，给巴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撰文《柏林一星期——第四届德国作家大会》并刊发于《文艺报》。1992年春，巴金在上海寓所（后排右：李小林、左：本书作者）

1992年春天，我从杭州到上海，照常去巴老家。那天的天气很好，病愈出院的他依旧坐在廊下我熟悉的那张藤椅上，太阳暖融融地照着他的身体。我走近他身旁，大声向他问好，他点头微笑，慢慢地说起我在《收获》上发表的写沙汀的文章：“写得好……”“他就是那个样子……你把他写活了。”我听了满心欢喜，因为从来没有奢望会得到老人家的夸奖，竟连连地说：“真的？真的？”他笑了，阳光下，眼睛里闪出一种光亮。

那个上午，他一直坐在椅子里听我和小林聊天。时而，小林会给他整整衣服，给他端上一碗药或是汤让他喝下去。中间有医生来给他打针，我们进了客厅，他打完针也进来接着听我们聊天。我们说到北京，说到夏衍、唐弢和一些人……他偶尔插话，有时也会出现语言障碍。

记得我们说到沙汀时，他突然插话说：“我和沙汀同岁，但我不如他乐观，有时觉得人老了，做不了事，没有用了——”他嘴唇颤抖着，声音不大，但语调很重，语速虽慢却没有间断，或许，那是在心里憋了很久的话吧！

我望着他，他不再说话，脸上充满惘然的神色，在那神色里，我听到一位老人发自内心深处的叹息。他一向是以写作为生活的目标，又一向以自己的热情感染和鼓舞着别人，如今却被一种深深的无奈所覆盖！那种痛苦和不甘有多少人能理解呢？

1987年，沙汀和巴金在成都

两个月后，我借出差的机会去四川看望沙汀，把巴金的话带给他，那时沙汀已经双目失明，却还执着地练习写字，想要写东西，听到巴金的夸奖他一边发出“哦、哦——”的声音一边仰头笑起来，但说到自己失明的眼睛，他又把嘴巴紧紧地瘪起来连连摇头叹气。那天，看着沙汀消瘦脸颊上孩子般的表情，我似乎更深地感受到巴金那番话的含义。

“文革”过后，令人敬仰的老一辈作家们曾经怀着怎样的创作自由的梦想，人们对他们又抱以怎样热切的期待！虽然年逾古稀，但毕竟学养深厚，才华横溢，人生的经验和阅历到了溢满的程度。

然而，结果如何呢？巴金深陷在思想解放的激烈博弈中，以自己对祖国和人民全部的爱和责任，奉献了一部《随想录》的大书，却在精神和身体的双重负担下不得不将长篇小说的创作搁置；曹禺没有一天不想写，却总写不出自己真正想要写的东西，也没有一天不感到痛苦；沙汀力排干扰坚守在书桌前，却终于抵挡不了岁月和疾病的侵袭，创作没有完成双眼就失去了光明；还有荒煤，更是每日纠缠于无休止的争论，只能痴人说梦般地念叨着自己的“小说梦”…… 

是生活的重压还是环境所致？抑或是传统的思维方式使他们无法彻底摆脱困境？他们想要奋力挣脱羁绊，然而，越是挣扎却陷得越深，灿烂的梦想终于再次消失在最后的时光里……我好像更加清醒地听到巴金在黑夜里的呼唤，呼唤自己，呼唤他的朋友们，想念老托尔斯泰的自由出走，那灵魂的呼声回响于苍穹却有谁能够理解！ 

记得那次沙汀拍着我的手臂说，他是多么想念老友啊！简单的一句话里含着无尽的思念和伤感。我知道老人们之间的那种相通和惦念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不仅是沙汀，还有大姐一般的冰心、老弟似的曹禺、曾经无比牵挂的沈从文、依然时时惦念的萧乾……他们和巴金一起经历了人生的坎坷和磨难，凝结起来的友谊也随着岁月的延长而渗透进血液中，只要一息尚存，他们就不会停止对彼此的想念。

然而，生活却是残酷的。仅仅几个月后，沙汀突然病故，他的离去令巴金难过不已。又过了几年，曹禺也走了，那是巴金视为兄弟的挚友，他曾经把曹禺一封又一封的信装在提包里，随时带在自己的身边……一位位老友相继离去，失去了相互惦念和鼓励的朋友，也失去了写作的能力，那种痛苦和惆怅怕是更甚于疾病给予他的打击和伤害。

巴金生命的最后几年有多么艰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或许他自己早就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怀念沈从文的文章里说：“我多么羡慕他，可是我却不能走得像他那样平静、那样从容，因为我并未尽了自己的责任，还欠下一身债，我不可能不惊动任何人静悄悄离开人世。那么就让我的心长久燃烧，一直到还清我的欠债。”一切正如巴金所预料，他生命的这盏灯是不可能平静地熄灭的。

1999年，肺部的严重感染，使得医生不得不对他实施气管插管术。尽管巴金对生命的态度一向豁达，他曾经一再对家人表示，一旦自己重病不起时希望能够安乐死，但他没有选择的自由。当他从死亡线上被抢救回来能够开口讲话时，他说：“谢谢大家，我为大家活着。”和任何时候一样，刚刚挣脱了死神控制的他仍旧惦记着朋友，他要小林“马上”打电话给冰心，告诉她自己没有事，而那时候，正是冰心的骨灰回到北京家里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把消息瞒着他……

他再也没有能走出医院。当他头脑清醒时，曾多次表示不再担任政协和作协的职务，但是没有用。后来，到了他已经没有能力表达自己愿望的时候，他的儿女们也多次明确地提出父亲不再担任重要职务的意愿，但依旧没有人理会。信任在这个时刻好像来得格外彻底和充分，上面的意思是“只要巴老健在就非他莫属”。孩子们再三说父亲已经是“在而不健”，他们坚持着自己的意见，知道那一定是父亲的意思！可是，他们的意见不被采纳，巴老只能继续挂名做下去。尽管这绝非他所愿，但他只能无言地承受，无言。

小林曾经告诉我，那次气管插管术后，经过医生的努力，父亲终于可以断断续续地说一些句子了。那时候，他们父女之间有过一次这样的对话：

父亲对我说：你不尊重我……

我说：怎么不尊重你啊……

父亲说：不把我当人。

我说：是不是没有让你安乐死？

父亲说：是。

我说：我也做不了主…… 

听到这段话的那个晚上，我很久都无法入睡。我发现自己流泪了，为一位老人和女儿，为发生在病房里的那段让人感到惊心的对话！一个对生命充满无限热情的老人当他清醒地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工作的时候，显得如此超然和淡定，他渴望放弃，又为无法放弃而感到深深的痛苦和失望；而一个与父亲有着血脉亲情、相依为命的女儿此刻又是多么伤心、无奈和矛盾，她没有力量帮助父亲实现自己的愿望，能够做到的只是默默地承受着生与死的重负……

 那以后，巴老的情况曾经一度好转，让所有的人都重拾信心，但意外的发生，却又接着把希望击得粉碎。报纸上还是时常有他的消息。生日时，或是重大节日里，首长们会光临医院进行问候，鲜花、礼仪中充满着隆重和喜庆的喧哗。但我却在电话中，在遥远北方的夜晚，从朋友的声音里一次次地体会着病痛带给老人的伤害与折磨，带给孩子们精神上感情上的沉重压力，他们笼罩在疾病的阴影中，以无比坚强的意志艰难地陪老人一起走过生命的最后路程。

 在那漫长的日子里，我也曾经到医院去看望他。怀着不安的心情轻轻地走进病房，然后默默无语地走出病房，心里像坠着一块大石头无比沉重。我忘不了他躺在床上衰弱无助的样子，那凝重的眼神，好像总在重复着他说过的话：“我为大家活着！”然而，有谁知道，这活着是多么沉重多么痛苦，甚至连做人的起码尊严都无法维护！而我们这些敬爱他的人，除了束手无措地看着他受苦，又能为他做些什么呢？！

那一刻，泪水悄然地漫上我的眼际，我希望他忘记，忘记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忘记这世上所有一切的苦难和纷争，也忘记自己的责任，平静地像婴孩般地度过每一个早晨和黄昏……

那一刻，我又觉得，有种摆脱不掉的忧伤而温暖的气息在慢慢地把我包裹，把我重新融化……我记起很多年前他曾经说过的话：

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爱慕，更多的欢乐，更多的眼泪，……我们必须把它们分散给别人……就像植物不得不开花似的，纵然开花以后便会继之以死亡，它仍旧不得不开花。（《生》，《巴金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那盛开的生命之花就是爱，就是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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